“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史十分重要的一章，为此，它不仅深受历史学家的厚爱和关注，同时也引起众多文学艺术家浓郁的兴趣与探寻反映的热情。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已有不少作家、艺术家从不同的侧面介绍、表现过本世纪初那场使封建帝制从中国表层政治舞台消失的革命运动，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对那场革命运动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武昌首义”、“袁世凯窃国”、“蔡锷反袁护国”等几乎耳熟能详。即使如此，我们从马昭的长篇新作《世纪之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仍然能够获得诸多阅读的新鲜感受和比较强烈的情感冲击。这既在于作品史料详尽丰实，深入全面的表现了“辛亥革命”的起因、过程、方方面面的矛盾、纠葛、冲突，还有各种各样的阴谋和交易，展示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骚动与繁杂，更在于《世纪之门》的作者对那场革命持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因而表现出比简单再现那段历史丰富得多的内容。
作品在肯定“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同时，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出发，相当生动的表现了那是一场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都极不充分的革命。代表当时先进力量的“同盟会”，于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并没有跳出封建帮会窠臼的松散组织。“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派势力之间虽然在反清这一点上持相同的意见，但方式、步骤等并不一致。“同盟会”内部的纷争与极残酷的格杀，不仅十分生动逼真的反映出“辛亥革命”的性质，以及“革命胜利”后种种利益的纷争，而且写出了袁世凯为什么能够顺利上台的根本原因。鱼龙混杂的“革命”，固然不乏仁人志士，但各式各样的投机冒险者也大批的混杂其间。这样面对利益时，本来就没有革命理想自然谈不上革命的目的，也就必然会出现有奶便是娘的结局。
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不足，以及革命目的不够明确纯净，既表现于只能提出“驱除鞑虏”这样的、跟时代有一定距离的口号，更表现于推翻封建帝制后，不论“立宪派”，还是“同盟会”都同样缺乏明确的现代国家意识和政体意识。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历史人物的局限，同时还可以说是文化局限的一种体现。袁世凯由“大总统”而谋划称帝确立家天下，固然是专制意识的典型反映，而伟大如孙中山，虽然题写了“天下为公”的感人条幅，但在自认为代表真理之意识的控制下，不仅容纳不了狂侠文人章太炎，甚至最后连黄兴也被他命令不准革命。为推行自己的意志，袁世凯派段祺瑞带兵到议院坐镇，而黄兴也同样对南方的议会发出过如此的威胁。这一切，都能让读者从文化的、历史的、社会与人性的多重角度去咀嚼和回味。
由此，《世纪之门》不仅写出了历史前进步履的艰难与沉重，表现了专制意识在东方文化中的顽固，那决不是一场、两场革命所能解决的问题；而且通过这些描写，也使读者对“辛亥革命”后中国为什么很快就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沼，以及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出现，还有四大家族长达数十年对中国经济的垄断，都增多了形象化的理解和认识。
《世纪之门》的价值，既表现于它展示了“辛亥革命”虽然并未能从根本上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与结构，但毕竟打开了关闭数千年的、沉重的历史闸门，使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终于呼吸到一丝新鲜的政治空气；同时也表现了它通过“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经历、过程的勾勒描述，揭示出历史的凝重和历史前进的艰难与悲壮。而坚持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去分析历史、表现历史人物，又看出《世纪之门》于同类题材的创作中，无愧“扛鼎之作”的赞誉。作者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历史，对历史人物也同样不是从目前意识形态的定见出发去加以褒贬。不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作品都是一分为二的表现了他们在历史中的不同地位与作用，表现了他们各自的长处和缺点。这样，无疑要比脸谱化、定型化之“好人”、“坏人”的描写高明得多。当然，一分为二并不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由为建立家天下而挣扎和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作品深刻的表现了袁世凯权术玩得再好也非常渺小，而存在历史局限性的孙中山却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真正英雄，十分伟大。《世纪之门》的出现，为近来流于琐碎俗气的历史文学创作增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它不仅为“题材不怕重复，只怕作者缺乏识见”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也为“一百个作家的笔下有一百个不尽相同的李自成、唐太宗、孔夫子时，历史文学才称得上繁荣”作了很好的注释。
